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郭世佑的新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政治革命为视角，对辛亥革命作了新的探索。该书以“新论”为题，可谓名副其实。
首先，与以往的辛亥革命史论著相比，该书明显地拓宽了学术视野。作者力求从晚清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中把握近代革命的发生过程，而不是局限于孙中山等人的活动来论述近代政治革命与辛亥革命。在阐述晚清政治革命时，作者既充分注意到了暴力方式之于实现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作用，又不把“革命”仅仅等同于暴力，而是以审慎的态度，将梁启超、张謇等真诚的君主立宪论者的言行也作为政治革命的一部分来考察，这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由此所展示的历史画面就不是线形的或平面的，而是立体的。
其次，该书的立论立足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囿于传统的观点，也不为尊者讳。作者既不赞成近年出现的那种为了肯定曾国藩的某些历史功绩而有意贬低或忽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倾向，在充分肯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同时，又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与洪秀全等人的素质缺限两方面探讨太平天国事业半途而废的原因。作者在充分肯定孙中山的卓越功绩时，也本着从政治革命全局出发和尊重历史的原则，不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例如，在分析同盟会分裂期间的孙、黄关系时，作者指出：“黄兴当时考虑较多的是他同孙中山的团结问题，而不是同盟会整体的团结问题。他所顾及的只是孙、黄关系这个小局，相对忽视同盟会的组织建设这个大局，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黄兴的革命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后世史家的笔下，不乏瞻前顾后之思的黄兴获得顾全大局的美称，富于革命首倡精神的宋教仁在其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却背着‘分裂主义者’之骂名而含屈九泉。个中差异，令人深思。”作者的这些分析既立足于历史，又富有新意。
再次，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如针对学术界颇为流行的“功大于过”、“过大于功”或“功过分成”之类结论，作者明确指出：“此类结论乍看起来很精确，似乎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颇具科学特征，实际上均属意念支配下的主观估摸，是用经典力学的思维定势来对待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既没有找到也无法找到功过定量分析的客观尺度。如果以为历史人物的功过之间可以加减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种错觉，是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束缚所致。”
由于作者敢于突破前人的研究方法，发前人所未发，所以在对辛亥革命史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中常能提出一些充满新意的见解。例如，关于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传统观点是“资产阶级中下层说”，近年来的新观点是“资产阶级说”。作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赞同，认为在艰苦而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绝大多数资本家（无论是中下层还是上层）都还远离着暴力革命的队伍。只有当反清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时，立宪党人与广大资本家纷纷转向反清革命队伍，孙中山等人所期待的阶级基础才姗姗来迟。又如，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传统的观点毫无例外地以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窃位”或“既胜利又失败”概括之。作者指出，所谓“让位”与“窃位”之说至少自相矛盾。既然有“让”在先，又何“窃”之有？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往往是有关政治力量相互较量的结果。就推翻腐朽皇朝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胜利了；就建立民权政治而言，虽然不能说辛亥革命已经取得了十分理想的胜利，但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是失败。
 |
